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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曾有过一段“兄弟”般友谊的关系密切时期，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也得到过苏联的帮助。不过在这一时期，苏方宣传“无私援助”时曾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还斤斤计较一些装备费用并记下款务，在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中国领导人心中也留下了一些不满。上世纪60年代两国反目后，欠款和还债成为中苏关系的一项重大问题，在中国国内多年间还曾引出了“逼债”一类传言。如今，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市场经济并强调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再回顾这段让人感慨的历史，仍可引发一些深层次的反思。

苏联以半价对华提供武器，留下13亿美元军火债

新中国从成立起便同苏联结盟，是由中苏两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特殊联系所决定。从共产国际时代起，苏联便以国际主义为立国原则，出资援助他国共产党，同时又伴以“老子党”式的指手画脚。这种两重性体现在苏共对中共的关系上，决定了中苏两国会走向结盟，又注定了后来随着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而会出现关系破裂。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购买武器缺少现汇。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1950年10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当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对武器款斤斤计较。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同意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如苏军已装备AK-47自动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苏军已逐步用T-54坦克换装，便把淘汰下来的3000余辆T-34运到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对德作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交锋，更不能抗衡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三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算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赫鲁晓夫帮助中国制造核弹导弹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六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从同年末开始，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中国能完成“两弹一星”这一伟大事业，主要因素无疑是本国科技人员的努力和全国各部门团结奋斗的结果，但苏联短时期的援助也毕竟起到了一些作用。笔者同周恩来总理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谈到此事时，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感叹说，虽然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毛泽东为表示“争气”提前还债

中苏关系恶化后，对苏还债一事被提到很重要的议题上，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时，邓晓平曾向他深刻说明了过去中苏矛盾“真正的实质问题在于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当年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对苏欠款，苏联领导人乘机以恩人自居，这在两党出现严重分歧时无疑会使中方产生严重心理压力，还债这一经济行为便被上纲到“争气”和“反修”的高度，并与国内经济困难的起因联系起来。

中苏关系良好时，出现商贸拖欠这一经济交往中的常见现象，并未引起双方领导人的特别重视。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回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确实显示了一种自强和无畏的气概。从同年10月起，毛泽东还带头不吃肉，以示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此后多年间还成为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看当年对苏还债一事确实造成了长远的良好影响，也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不过从与世界接轨长远地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人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历史局限，对如何引进外资以促进国内建设认识不足，在接受外援和对外援助时如何贯彻经济上互利的原则也缺乏经验，一些做法和说法并不合乎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代的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在9月16推出的回忆录《国务卿女士》中，谈到她任期时经历的中美关系。奥尔布赖特曾在1997年、1998年和200年先后5次访华。

她在回忆录中说，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中方认为最完美的会议，是美方在会后声明中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乃是和日本的关系；美国在亚洲的最复杂关系，则是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长年不断地照料，而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奥尔布赖特强调，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挑战北京所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它认为两岸对各自的前途都有强烈而互不妥协的主张，北京绝不会在统一问题上让步，台湾亦绝不会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弃守。与中国官员会谈时，只要一触及台湾问题，他们就会说出一大串历史。她说，两岸问题一直在紧张而又不稳定的状态下存在，虽然它并不是常处于世界的“热点”中，但它随时可能爆发大嘛烦。

奥尔布赖特说，邓晓平曾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会寻求和台湾统一。克林顿希望和江泽民在1997年、1998年举行的美中高峰会，能够建立起两个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为准备1998年的第二次美中高峰会，奥尔布赖特飞往北京安排，江泽民带她参观中南海。江泽民说他准备和克林顿坐在湖边长廊上，开会之余，还可欣赏音乐。江泽民招待她时，表现很是见多识广，有时说俄语，有时用英语引述格言，有时朗诵诗词。江泽民和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第一次峰会时，参观白宫林肯卧室，江泽民当场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辞。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国战机轰炸，奥尔布赖特的行政助理告诉她，CNN正报道此事，3名中国人被炸死，20人受伤。北京相信美国是蓄意轰炸。

奥尔布赖特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找不到他。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驻华府大使馆作一次深夜拜访。国务次卿皮克林和白宫国安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再加上罗斯顿和几个保镳，随同她专程到中国大使馆，向大使道歉。

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更是火上浇油，使中越边境越来越充满火药味。

1979年1月27日，即邓晓平访问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了大批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并对此表示关切，其他国际舆论的报道也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这个时候，邓晓平并没有取消他的访美行程。

抵达美国后，中越问题成了各国记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这些疑问，邓晓平是快人快语，直言不讳。当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晓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问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得等着瞧。”最后，邓晓平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而在两个多月以前，邓晓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以及途径仰光的时候，也依然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和小霸，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

结束访美行程之后，邓晓平开始对东京的访问，在会见田中角荣时他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

邓晓平说：“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

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了部队一项主要任务。部队入城后，有条不紊地进行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然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一些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聂荣臻上前喝止，战士怯生生地说:“报告政委，这些老财不肯交款，军团长说……”

聂荣臻愤然找到林彪，说:“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能采取这种手段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林彪不再吭声，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敛。部队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为了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四渡赤水，巧出奇兵，调虎离山，巧渡金沙江。这种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但可以蒙蔽敌人，让敌人对我军捉摸不透，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

林彪对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不理解，认为这是在走冤枉路，尽走“弓背”，不知走捷径。他还带头倡议搞了一股小小的风波。一天，林彪突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德怀同志，现在的领导不成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话音刚落，立即遭到彭德怀的严厉斥责。当时聂荣臻就在旁边。他针对林彪这种严重的反党倾向，警告林彪:“林彪同志，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用政委的名义下指令，部队可以不执行。”

林彪不仅没有接受聂荣臻的严肃批评和劝告，而且还在几天之后，竟然给周恩来、王稼祥写信，要求毛泽东下台。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彭德怀、聂荣臻和林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什么弓背路、弓弦路？乱弹琴。你林彪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1935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凭借自己人多枪多，无理要挟中央。当年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根本不愿执行这次会议的决定。他企图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聂荣臻得到信息后，告诫林彪，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林彪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搞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根敏感的神经，林彪心头突地冒起一股无名火，他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他有8万多。”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桌上的一个盘子震落在地，摔得粉碎:“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聂荣臻与林彪的每一次争吵，都绝不是出于个人私心和利益，这几次斗争充分表现了聂帅高风亮节，气度如虹的崇高风范。

     今年是苏联大清洗７０周年。大清洗是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的社会实践中，由斯大林个人错误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反对派运动。在历时两年的大清洗中，有上百万无辜者遭受迫害，它对苏共、对苏联各族人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是人类20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

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悲剧，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和制度背景。

列宁创建的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犹如一颗新星刺破苍穹，划出人类理想社会的轨迹。但当时的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仇视的包围下，犹如汪洋中的孤岛。

战争结束后，苏联长期遭遇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封锁、孤立和拒绝承认。它面临的外来入侵、颠覆、破坏的威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个新生的国家，长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

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急于求成的冲动，使它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所公开宣称的最根本优势和特征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牺牲。

这个时刻面临外来侵略、颠覆威胁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战时的专政体制，在一种内外高压的环境下，来凝聚这个国家。

70年前的大清洗，正是在那样一个后人很难想象的艰难而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发生的。

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斯大林为维护“一言堂”，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和国内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党内意见和争论视为敌对，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不可饶恕的罪行。

大清洗发动时特定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以及大清洗发动所依赖的制度性基础，今天已不存在，这正是其留给后人惨痛的教训之一。

70年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大清洗受害者时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这是后人对大清洗悲剧最好的总结，亦是普京作为国家元首，对过往历史中的国家犯罪的道义上的反省。

正像他对俄罗斯人民所说的那样：“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